越南數位經濟，前景為何不妙？

Glendon

摘要:

越南經濟崛起引人注目，然數位轉型豪賭面臨人才、人口、制度三重困境。能否跨越門檻，關乎其未來發展方向，是起飛還是陷阱？

40年經濟的快速成長，讓越南從貧窮國躍升為製造業新秀，也讓它盯上了數位經濟的下一波紅利。

然而，人才短板、人口轉折點、制度管控三重困境，讓這場雄心勃勃的數位轉型更像是一場高風險豪賭。越南能否跨過這些門檻，關係到它是迎來新騰飛，還是面臨「未富先老」的困境。

從廢墟到起飛：承接溢位、精兵簡政

50年前，越戰硝煙散盡，留下了一個滿目瘡痍的國家。

戰後，越南一度試圖徹底清算私人經濟、推行高度計畫經濟體系、實施配給制與統購統銷，結果短缺與飢荒並存。

到了二十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的衰落減少對越南的援助，由此，越南的經濟困境也進一步加劇，年通膨率一度飆升至454%，全國一半人口陷入貧困狀態。

1986年，領導階層的更迭為越南帶來轉機，「革新開放」（Doi moi）正式實施，私人經濟合法化，市場機制被引入。自此，越南開始了向全球經濟體系融入的旅程。

加入東協自由貿易區（1995年）、簽署美越雙邊貿易協定（2000年）、加入WTO（2007年），此後，東協又與中國、印度、日本和韓國簽署了更多協定。 2018年，修訂後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正式生效，推動越南經濟迎來快速成長。

自2010年以來，越南GDP年增率至少達到5%，憑藉快速的經濟成長，越南也從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一躍成為中等收入國家。

1985年，越南的人均GDP僅230美元，而2024年則增加了二十倍之多（4,700美元），這項成就甚至超過了同期的印度和印尼。

新任總書記蘇林（To Lam）上台後精兵簡政，裁撤5個部會、撤銷全國705個縣一級行政架構，併計劃將省份數量從63個減少到34個，一次性削減10萬個公務員職位，同時承諾減少30%的行政審批環節。

這種「瘦身」不僅是為了提高行政效率，更是為了釋放私人經濟活力。他的目標是將私人經濟佔GDP比重從目前的50%左右提升到70%。

中美博弈的受益者：供應鏈轉移與中高端產業起步

貿易關稅、科技封鎖、投資審查等手段，促使跨國企業加速供應鏈的多元化佈局。越南正處於這歷史機會的中心，成為電子、服飾、家電、家具等領域產業轉移的主要承接地，是全球供應鏈重建的直接受益者。

2007年至2024年，越南出口總額翻了8倍，達3,850億美元，成長速度遠高於鄰居泰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尤其是在電子產業，越南已成為全球重要的智慧型手機、電腦組裝中心。三星、蘋果的供應鏈企業紛紛在越南佈局工廠。

當然，跨國企業選擇越南，除了勞動成本較低，也看中了它與東亞核心零件生產國（中國、韓國、日本）的地理接近，以及與歐美市場的貿易協議優勢。

越南是東南亞少數既加入CPTPP，又與歐盟、英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的經濟體。這意味著越南在對外貿易中享有顯著的關稅優勢，可以無縫進入北美、歐洲和亞太多個主要消費市場。

對於依賴出口的越南而言，這種制度紅利，不僅能緩衝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衝擊，還能吸引更多外資將越南作為「全球出口跳板」。

在全球供應鏈重構的脈絡下，這項制度優勢尤其重要。例如，越南對美出口若因關稅受阻，企業仍可透過CPTPP框架下的其他成員國市場消化部分產能；同時，與韓國、日本、澳洲等國的合作，不僅是貿易，還涉及技術轉移、人才培訓和投資資本流動。

但值得注意的是，越南製造業90%以上的職位是低技能工種，單位工時產出比亞洲中上收入國家平均低37%。越南本地企業在跨國企業的本地採購比例，是東亞和東南亞最低的，大部分零件仍要從國外進口。

三星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其位於河內附近Pho Yen的工業園區，僱用16萬名工人，生產全球大部分的三星手機。但其核心供應商裡沒有一家越南本土企業，所有零件都來自中國或韓國。這也反映越南在全球技術擴散背景下的缺陷。

越南政府深知，如果無法實現產業升級，隨著工人薪資的提高，低端製造的比較優勢將很快喪失。為此，越南提出要防止「只做組裝、不學技術」的陷阱。越南批准了對研發投入的稅收減免，並鼓勵外資與本地企業合作進行技術開發。

相較於馬來西亞和泰國，越南的外資依賴度較高，但本土配套產業較弱；相較於印尼，越南基礎建設和營商環境較穩定，但市場規模較小。這種結構既是優勢，也是隱憂。

「國家安全型」的數位化路徑

此外，越南政府已將數位經濟提升為國家戰略核心。

2020年，越南發布了《2025年國家數位轉型規劃》（展望2030年），其中重點在於推動企業數位轉型，以提升國家競爭力和國內企業產能。越南預計，到2025年，其數位經濟將佔GDP的20%，到2030年將佔GDP的30%。這個目標涵蓋了數位金融、智慧城市、跨境電商、人工智慧和半導體等領域。

根據e-Conomy SEA系列報告（由Google、Temasek與Bain Company聯合發布）中的數據，越南被認為將在未來多年成為東南亞互聯網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2024年9月20日，美國商務部官網發布的《越南商業指南》稱，到2030年，越南數位經濟市場規模或達900–2000億美元。

目前，胡志明市和河內已成為創業活動的主要集聚地：線上教育平台如Topica在東南亞市場具有一定知名度；支付和電商平台MoMo、Tiki活躍在行動支付與電商領域；一些為跨境電商提供客製化服務的物流科技新創公司，直接對標新加坡的同類企業。

這樣的創業氛圍也說明，越南在數位經濟上並非“零起步”，而是在學習製造業承接經驗的同時，探索新的經濟成長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與新加坡或印尼的「市場主導型」不同，越南的數位經濟模式更接近一種「國家安全型」數位化路徑。

越南首個「超大規模」資料中心由軍方背景的越南電信Viettel建設，而非由國際雲端運算巨頭亞馬遜或阿里巴巴；AI與半導體研發中心則由越南國內科技集團FPT承建，但該集團即將由公安部控股。

這種高度集中的控制模式，雖然能確保資料安全和政治穩定，但也意味著民營資本在關鍵數位基礎設施中難以佔據主導地位。這種格局在短期內有利於國家戰略部署，但長期可能喪失市場的多樣性以及限制市場創新的速度。

雖然國際投資機構普遍對越南數位化未來持樂觀態度，理由是其網路使用者群體年輕、行動網路普及率高、宏觀經濟環境穩定，但也有分析也指出，越南的網路滲透率在東南亞並非最高，其數位人口的規模仍落後於印尼、菲律賓等大國，而且本土網路公司在全球市場的影響力有限。

換言之，越南在數位野心與現實基礎之間，還存在著一段需要跨越的「能力缺口」。

難以邁過的三道「硬門檻」：人才、人口與制度

越南數位策略首先受制於人才短板。從製造業升級到數位經濟，關鍵是工程、軟體與晶片等複合型技能，但越南在高等教育品質、產學結合與人才回流三方面同時偏弱。

越南並無世界一流大學，其頂尖院校的排名也低於印度和馬來西亞的同類院校。而多數大學受國家主導，課程受意識形態的審查，有越南學者指出，其工科學生最多要把四分之一時間用於政治理論課，專業訓練被「掏空」。可以明顯看到，越南的人才培育水準落後於其他亞洲國家。

就其雄心勃勃想要打造的半導體產業來看，目前約有5000名晶片工程師，但到2030年，光是晶片設計就需要15,000名，封裝/組裝工人需要10,000名，人才缺口龐大。而落後的教育水平，使得大學與企業之間缺乏系統化的實習與聯合培養機制，加劇了人才的斷檔。

此外，製造端也不樂觀。如前文所述，90%以上製造業職缺屬於低技能工種，產業向中高端升級的動力不足。

在這種供給結構之下，這些意圖發展數位經濟的企業很難有充足的人才供給。本土新創公司雖活躍，但規模化與技術深度受限，難以在AI、半導體、工業軟體等領域形成「平台級」的技術突破。

第二道門檻來自人口轉折點，面臨「未富先老」的困境。經濟學家研究預計，越南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將在2030年前後見頂；屆時青年人口的佔比將會下滑，且目前「數位原住民」規模偏小，既影響數位產品需求側的擴張，也抑制供給側的創新活力。

雖然工人的薪資正在上升，但產業尚處於組裝環節，一旦失去勞動成本優勢，而技術能力未能及時提高，越南將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EIU（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分析認為，越南製造業的勞動成本將在未來幾年顯著上升，預計2029年將比目前再增加48%。

這意味著越南很可能出現「對勞力密集製造過貴、對技術密集產業不夠強」的「雙重擠壓」格局，既難以留住低端製造，又尚未具備高端產業全面承接能力。

人口的「量」與「質」的雙重壓力，將直接體現在數位經濟的滲透率、活躍用戶規模與付費能力上，將會延緩本土數位巨頭的誕生。

第三道門檻最為關鍵，如前文所述，其數位基礎設施和平台層由國家/軍方主導，不可避免地會限制市場的活力。

而在電力、網路與平台監管方面，也並不樂觀。國家對網路的檢討與對科技企業的「緊箍咒」並行，使得數據、算力與平台生態難以形成充分競爭的市場選擇，直接影響雲端運算與AI等新型生產力的迭代速度。

當然，問題不止在於「所有權」與「誰來建」。越南電力系統不夠穩定也是個大問題，加上能耗指標的收緊，以AI/大模型導向的算力中心難以獲得可預期的擴容路徑。此外，資料跨境與商用合規機制不透明，跨境SaaS與跨境電商平台難以做大。這些都是擺在眼前的兩難。

可以看到，越南過去四十年的在經濟上的發展，源自於承接中國製造業的外溢+多邊貿易的開放，但隨著數位時代的來臨，產業結構的升級，將考驗的是「人—技—制」的協同演進。

如果越南的勞動力與教育水準仍止步在低技能，在人口紅利消失後，越南將會在「未富先老」中放慢經濟成長的腳步，甚至被後來者超越。

來源：賽格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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