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等關稅無法孤立中國

Thomas

摘要:

回顧過去這些年，拜登政府全力聯合盟友來孤立中國都未曾實現目標，更何況川普政府的目標分散而缺乏聚焦。

全球經濟的片段化不僅表現為貿易和投資連結減弱，也可能在製度與結構層面呈現新的演化形態。對各國政府與企業而言，如何在不同規則圈與網絡之間保持彈性與迴旋空間，將成為未來經濟外交的重要考量。

近期筆者與美國企業主管交流，有了一些新的體會。首先，重要企業轉向了「最小化成本」（Bare Minimum）的策略，即透過最小化成本來應對不確定性。由於川普政府的政策，尤其是關稅政策的多變性，跨國公司很難基於這些政策做出長期規劃，因為新制定的方案很快就會變得不再適用。這個問題不僅困擾美國企業，也對其他跨國公司造成了影響。

儘管如此，跨國公司仍需及時回應川普政府的政策變化。因此，「以最小成本」應對不確定性成為指導思想。例如，如果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尚未完成清關，可以暫存在保稅區，等待關稅變更後再看情況處理。如果從中國進口不划算了，可以考慮先從其他國家找替代來源。而在所有「最低成本」的因應措施中，給予口頭支持肯定是最經濟的做法。過去半年，不僅是美國，甚至其他國家的著名企業家紛紛向美國總統川普表達了滿滿的敬意、讚美和口頭支持。

貿易協定，有口惠實不至

其次，美國製造業企業的投資可能「內增外減」。即，一方面增加「在美國、為美國」的國內生產投資，減少進口。美國進口的有效平均關稅率已經超過18%左右，達到1930年中期以來的最高值，這使得在美國國內生產變得更加有利可圖，尤其是考慮到近期美元指數也從高峰貶值了10%以上。

另一方面是減少「在美國、為世界」的生產投資。雖然在美國國內生產、銷售更有利可圖，但在全世界範圍內卻仍沒有競爭力，甚至競爭力還可能下降了。因為美國的進口當中，約有一半是中間品、資本品，「在美國、為世界」的生產過程要使用這些進口品作為投入。甚至有的生產過程需要在美國和其他國家之間來回穿梭完成，這時候關稅將一再累積。

上述兩個變化的涵義很明顯。在川普政策的不確定性之下，「最小化成本」做法將減少美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同時面向國內循環的投資則可能增加。這種「內增外減」將進一步強化美國內顧傾向：增加「在美國、為美國」的生產投資將減少進口，而減少「在美國、為世界」的生產投資將使出口下降。最後就是美國的對外投資會減少，同時進口、出口也會減少。

在川普政策的不確定性之下，「最小化成本」不僅是跨國公司的策略，一些國家也在採取國家版的「最小化成本」策略，即投入最小的真實資源、付出最小的經濟成本，以換取當下的安全感與談判籌碼，同時盡量保留後路。

例如，在輿論與姿態上的低成本配合。在雙邊會晤中，一些國家（包括歐盟）領導人公開稱讚川普的領導力、願景、談判風格等，有的國家領導人推薦川普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這在經濟上沒有成本，卻能立刻換來氛圍的改善。送禮式交易比口頭稱讚更實際，例如贈送客機、安排盛大的歡迎儀式等等。再如，高調承諾巨額投資。有些國家在雙邊交易中，高調宣布計劃向美國投資數千億甚至數兆美元。這類數字聽起來驚人，但大多只是非約束性的意向投資。

政策目標，太分散難聚焦

國家版的「最小化成本」策略會帶來什麼結果呢？我們看到，繼美國與英國達成首個交易之後，美國又與越南、日本、歐盟、印尼、菲律賓等國家達成了貿易與投資交易，與更多國家仍在談判中。這些雙邊交易多有提及對「繞道貿易」的限制，針對中國的用心一目了然。但是，國家版的「最小成本化」決定了這些交易難以孤立中國：

「繞道貿易」政策語焉不詳。川普的慣常做法是：先設定關稅大棒進行施壓，然後與夥伴簽署“框架性協議”，一方面是早期收穫，另一方面暫避衝擊，至於細節和實質內容後面再談。這就為其他國家的「最小化成本」策略提供了空間，在「繞道貿易」領域也存在這種空間。

與美國簽署交易（deal）的收益有不確定性。川普無法給予可置信的承諾，這決定了其他國家不能將自己的前途和命運完全寄託給這一紙交易，如果真正限制了「繞道貿易」、觸及了中國利益，則不可逆的現實成本將大幅馬上兌現。「最小化成本」策略的精髓在於，先最小化經濟成本，爭取時間、保持彈性，避免在短期內投入不可逆的實際資產。

另外兩個重要原因，也導緻美國難以孤立中國：

其一，川普揮舞關稅大棒是對整個全球秩序的不滿，不僅僅針對中國。川普認為美國向全世界提供了太多免費或低成本的公共產品，這些國家也搭了美國的便車。回顧過去這些年，拜登政府全力聯合盟友來孤立中國都未曾實現目標，更何況川普政府的目標分散而缺乏聚焦。

其二，美國對中國的關稅難以過高，對其他國家的關稅也難以太低。川普關稅政策的目標有兩個：創造新的財政收入來源；推動製造業回流。因此，在此背景下：

對中國關稅難以過高。關稅率的高低與財政收入是倒U型曲線關稅，開始時隨著關稅率的提高，關稅收入會上升，但是關稅率過高則貿易、稅基將趨於消失，反而無法獲得關稅收入——這也是5月12日中美達成和解，並發布“日內瓦公告”的背景之一——美國願意與中國共同大幅調降貿易，也依存國關稅領域，深度和經濟。

對其他國家關稅難以太低。為了推動製造業回流，創造就業、實現國家安全，川普政府必須對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廣泛徵收可觀的關稅。否則，如果製造業只是從中國轉而流向其他國家，這也同樣無法實現「美國再次偉大」（MAGA），因此川普關稅政策的初衷也無法聚焦於孤立中國。自對等關稅推出，美國平均有效關稅率已升至18%左右，達到1930年中期以來最高水平，而在「對等關稅」出台之前該關稅率僅為略高於3%的水平。

全球經濟，區域性片段化

在全球化方興未艾的20世紀90年代，著名經濟學家巴格瓦蒂（Bhagwati）提出了“意大利碗麵式全球化”，即以大量雙邊與區域協定的交織重疊為特徵的全球化，但這些不同的麵條仍然蜿蜒交錯在WTO多邊框架這個大碗之內。

相較於過去的“義大利碗麵式全球化”，今天我們面臨更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和更盛行的貿易保護主義，全球經濟碎片化趨勢可能正在向著更具封閉性、分化特徵的方向升級。筆者提出以下兩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以稱之為「關係化的麵條碗」。其核心特徵是，原有的雙邊、區域協定網絡依然存在，但在地緣政治和產業安全的推動下，原有的麵條碗上面疊加了多個功能性、議題型的合作關係網。這些網路不僅調整關稅，還規定了技術標準、資料流動、產業補貼等非關稅壁壘，將使協定的排他性顯著增強。結果是，全球貿易體係不再只是“規則重疊”，而是形成一個個彼此相連、但又邊界分明的多層網絡，企業在跨區域佈局時必須同時滿足多重合規要求，經營成本與決策複雜性大幅上升。

第二種，是「多鍋分灶型全球化」。在這一格局下，世界經濟被分割為若干個相對封閉的“規則圈”或“經貿鍋”，每個圈內部實現高度一體化，但圈與圈之間的互通性明顯降低，跨圈貿易的成本與障礙顯著上升。這種結構與義大利麵碗的區別在於，前者是雜亂交織、彼此纏繞的規則關係，而多鍋分灶則是規則圈之間的低互通、甚至完全隔離。結果是，全球價值鏈將更趨區域化和在地化，跨區域的生產分工和投資流動將被削弱，全球化的密度下降。

上述兩種趨勢可能並行存在：在某些領域和地區，關係化的麵條碗將導致規則更加密集、交織複雜；而在另一些地緣政治敏感或戰略競爭領域，多鍋分灶則會讓規則圈彼此隔離。二者共同作用，將推動全球化進入一個既不完全割裂，也不完全一體化的中間狀態──碎片化的全球經濟網絡。

來源：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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