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数字经济，前景为何不妙？

Glendon

摘要:

越南经济崛起引人瞩目，然数字转型豪赌面临人才、人口、制度三重困境。能否跨越门槛，关乎其未来发展方向，是腾飞还是陷阱？

4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让越南从贫困国跃升为制造业新秀，也让它盯上了数字经济的下一波红利。

然而，人才短板、人口拐点、制度管控三重困境，让这场雄心勃勃的数字化转型更像是一场高风险豪赌。越南能否跨过这些门槛，关系到它是迎来新腾飞，还是面临“未富先老”的困境。

从废墟到腾飞：承接溢出、精兵简政

50年前，越南战争硝烟散尽，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

战后，越南一度试图彻底清算私营经济、推行高度计划经济制度、实行配给制与统购统销，结果短缺与饥荒并存。

到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衰落减少了对越南的援助，由此，越南的经济困境也进一步加剧，年通胀率一度飙升至454%，全国一半人口陷入贫困状态。

1986年，领导层的更迭为越南带来转机，“革新开放”（Doi moi）正式实施，私营经济合法化，市场机制被引入。自此，越南开始了向全球经济体系融入的征途。

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1995年）、签署美越双边贸易协定（2000年）、加入WTO（2007年），此后，东盟又与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签署了更多协议。2018年，修订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正式生效，推动越南经济迎来高速增长。

2010年以来，越南GDP年增长率至少达到5%，凭借快速的经济增长，越南也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中等收入国家。

1985年，越南的人均GDP仅为230美元，而2024年则增长了二十倍之多（4700美元），这一成就甚至超过了同期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新任总书记苏林（To Lam）上台后精兵简政，裁撤5个部委、撤销全国705个县一级行政架构，并计划将省份数量从63个减少到34个，一次性削减10万个公务员岗位，同时承诺减少30%的行政审批环节。

这种“瘦身”不仅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更是为了释放私营经济活力。他的目标是将私营经济占GDP比重从目前的50%左右提升到70%。

中美博弈的受益者：供应链转移与中高端产业起步

贸易关税、科技封锁、投资审查等手段，促使跨国公司加快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越南正处在这一历史机遇的中心，成为电子、服装、家电、家具等领域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是全球供应链重构的直接受益者。

2007年至2024年，越南出口总额翻了8倍，达到3850亿美元，增速远高于邻居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尤其是在电子产业，越南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智能手机、电脑组装中心。三星、苹果的供应链企业纷纷在越南布局工厂。

当然，跨国企业选择越南，除了劳动力成本较低，还看中了它与东亚核心零部件生产国（中国、韩国、日本）的地理接近，以及与欧美市场的贸易协议优势。

越南是东南亚少数既加入CPTPP，又与欧盟、英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经济体。这意味着越南在对外贸易中享有显著的关税优势，可以无缝进入北美、欧洲和亚太多个主要消费市场。

对于依赖出口的越南而言，这种制度红利，不仅能缓冲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还能吸引更多外资将越南作为“全球出口跳板”。

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这一制度优势尤为重要。例如，越南对美出口若因关税受阻，企业仍可通过CPTPP框架下的其他成员国市场消化部分产能；同时，与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合作，不仅是贸易，还涉及技术转移、人才培训和投资资本流动。

但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制造业90%以上的岗位是低技能工种，单位工时产出要比亚洲中上收入国家平均低37%。越南本地企业在跨国企业的本地采购比例，是东亚和东南亚最低的，大部分零部件依然要从国外进口。

三星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其位于河内附近Pho Yen的工业园区，雇佣16万名工人，生产全球大部分的三星手机。但其核心供应商里没有一家越南本土企业，所有零部件都来自中国或者韩国。这也反映越南在全球技术扩散背景下的缺陷。

越南政府深知，如果不能实现产业升级，随着工人工资的提高，低端制造的比较优势将很快丧失。为此，越南提出要防止“只做组装、不学技术”的陷阱。越南批准了对研发投入的税收减免，并鼓励外资与本地企业合作进行技术开发。

相比马来西亚和泰国，越南的外资依赖度更高，但本土配套产业更薄弱；相比印尼，越南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更稳定，但市场规模较小。这种结构既是优势，也是隐患。

“国家安全型”的数字化路径

此外，越南政府已将数字经济提升为国家战略核心。

2020年，越南发布了《2025年国家数字化转型规划》（展望2030年），其中重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国家竞争力和国内企业产能。越南预计，到2025年，其数字经济将占GDP的20%，到2030年将占GDP的30%。这一目标涵盖了数字金融、智慧城市、跨境电商、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领域。

根据e-Conomy SEA系列报告（由Google、Temasek与Bain & Company联合发布）中的数据，越南被认为将在未来多年成为东南亚互联网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24年9月20日，美国商务部官网发布的《越南商业指南》称，到2030年，越南数字经济市场规模或达900–2000亿美元。

目前，胡志明市和河内已成为创业活动的主要集聚地：在线教育平台如Topica在东南亚市场具有一定知名度；支付和电商平台MoMo、Tiki活跃在移动支付与电商领域；一些为跨境电商提供定制化服务的物流科技初创公司，直接对标新加坡的同类企业。

这样的创业氛围也说明，越南在数字经济上并非“零起步”，而是在学习制造业承接经验的同时，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与新加坡或印尼的“市场主导型”不同，越南的数字经济模式更接近一种“国家安全型”数字化路径。

越南首个“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由军方背景的越南电信Viettel建设，而非由国际云计算巨头亚马逊或阿里巴巴；AI与半导体研发中心则由越南国内科技集团FPT承建，但该集团即将由公安部控股。

这种高度集中的控制模式，虽然能确保数据安全和政治稳定，但也意味着民营资本在关键数字基础设施中难以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格局在短期内有利于国家战略部署，但长期可能丧失市场的多样性以及限制市场创新的速度。

虽然国际投资机构普遍对越南数字化未来持乐观态度，理由是其互联网用户群体年轻、移动互联网普及率高、宏观经济环境稳定，但也有分析也指出，越南的互联网渗透率在东南亚并非最高，其数字人口的规模仍落后于印尼、菲律宾等大国，而且本土互联网公司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有限。

换言之，越南在数字雄心与现实基础之间，还存在一段需要跨越的“能力缺口”。

难以迈过的三道“硬门槛”：人才、人口与制度

越南数字战略首先受制于人才短板。从制造业升级到数字经济，关键是工程、软件与芯片等复合型技能，但越南在高等教育质量、产学结合与人才回流三方面同时偏弱。

越南并无世界一流大学，其顶尖院校的排名也低于印度和马来西亚的同类院校。且多数高校受国家主导，课程受意识形态的审查，有越南学者指出，其工科学生最多要把四分之一时间用于政治理论课，专业训练被“掏空”。可以明显看到，越南的人才培养水平落后于其他亚洲国家。

就其雄心勃勃想要打造的半导体产业来看，目前约有5000名芯片工程师，但到2030年，仅芯片设计就需要15000名，封装/组装工人需要10000名，人才缺口巨大。而落后的教育水平，使得高校与企业之间缺乏系统化的实习与联合培养机制，加剧了人才的断档。

此外，制造端也不乐观。正如前文所述，90%以上制造业岗位属于低技能工种，产业向中高端升级的动力不足。

在这种供给结构之下，这些意图发展数字经济的企业很难有充足的人才供给。本土创业公司虽活跃，但规模化与技术深度受限，难以在AI、半导体、工业软件等领域形成“平台级”的技术突破。

第二道门槛来自人口拐点，面临“未富先老”的困境。经济学家研究预计，越南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见顶；届时青年人口的占比将会下滑，且目前“数字原住民”规模偏小，既影响数字产品需求侧的扩张，也抑制供给侧的创新活力。

虽然工人的工资在上升，但产业尚处于组装环节，一旦失去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技术能力未能及时提高，越南将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EIU（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分析认为，越南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将在未来几年显著上升，预计到2029年将比当前再增加48%。

这意味着越南很可能出现“对劳动密集型制造过贵、对技术密集型产业不够强”的“双重挤压”格局，既难以留住低端制造，又尚未具备高端产业全面承接能力。

人口的“量”与“质”的双重压力，会直接体现在数字经济的渗透率、活跃用户规模与付费能力上，将会延缓本土数字巨头的诞生。

第三道门槛最为关键，正如前文所述，其数字基础设施和平台层由国家/军方主导，不可避免地会限制市场的活力。

而在电力、网络与平台监管方面，也并不乐观。国家对互联网的审查与对科技企业的“紧箍咒”并行，使得数据、算力与平台生态难以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选择，直接影响云计算与AI等新型生产力的迭代速度。

当然，问题不止在于“所有权”与“谁来建”。越南电力系统不够稳定也是个大问题，加上能耗指标的收紧，面向AI/大模型的算力中心难以获得可预期的扩容路径。此外，数据跨境与商用合规机制不透明，跨境SaaS与跨境电商平台便难以做大。这些都是摆在眼前的困境。

可以看到，越南过去四十年的在经济上的发展，源自承接中国制造业的外溢+多边贸易的开放，但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产业结构的升级，将考验的是“人—技—制”的协同演进。

如果越南的劳动力与教育水平仍止步在低技能，在人口红利消失后，越南将会在“未富先老”中放慢经济增长的脚步，甚至被后来者超越。

来源：赛格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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